诊室里，两把牙椅紧挨着，我们并排躺下。墙壁白得晃眼，灯光也刺目，消毒水的气味固执地钻进鼻腔。妻子躺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侧过脸看我，眉头拧得紧紧的，想必和我一样，忧心着即将到来的“刑罚”。我悄悄伸出手指，碰了碰她的手背，暖暖的。但很快，冰冷的金属扶手便成了各自唯一的依靠。
麻醉针扎进牙龈，尖锐的刺痛如冰水瞬间浇透神经，我下意识地死攥住扶手，指甲几乎要嵌进塑料里。恰在此时，妻子那边传来“叮当”几声器械碰撞的脆响，打破了诊室的沉寂，也让我心头一紧——她那边也开始了。牙医们各自埋头忙碌，我们离得如此之近，却只能听着钻头在自己嘴里嗡嗡作响。那声音空洞而遥远，既像在耳蜗深处打转，又仿佛从幽深的洞穴里钻出来。
终于熬过这场折腾，护士引我们到休息室。彼此打量一眼，都忍不住笑了：嘴里塞着止血棉球，腮帮子肿得老高，活像含了两只未熟透的青桃。妻子用冰袋敷脸，我挨着她坐下，谁都没有力气说话，嘴唇只能含糊地翕动。我递过去一个眼神，她捕捉到了，费力地牵动肿胀的脸颊，回了我一个歪歪扭扭的笑。眼神哪能说得清？但知道她就在身边，心底终究踏实了些。
回到家，妻子仔细地将药片数好，分装进小巧的药盒里。窗外天色早已黑沉，屋内的灯光下，她分药的动作轻而稳，像是在清点着我们俩即将一同面对的小小麻烦。药片可以分着吃，但那钻入骨缝的疼痛，终究要各自扛起，独自吞咽。
可看着她灯下专注分药的样子，那份疼，仿佛也没那么凶了。她分药时的那份专注，那个肿胀脸庞上努力挤出的微笑，不正是另一种止痛片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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